安徽：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首先，基于政治权利的体系逻辑，公民监督权属于政治权利自然无疑。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行政补偿案件的增多，在国家责任理论体系遭受影响和冲击的时代背景下，上述行政补偿概念也陆续受到应予以扩张的质疑，在此过程中不断有观点提出应放弃或者改变传统行政补偿概念中所包含的三项要素。另外，权利人对于价值保障受限的忍受理由也仅与损失相关。

公用限制则是指为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以及为实现国土资源的综合利用、加快城市建设和开发等积极目的，由行政机关实施的必要的、对特定财产的征用或是限制，此时公民个人承担了本应为全社会共同义务的负担，国家应对其损失进行补偿。因此，对于规制行为的判断最终服务于对损失的判断。阿部泰隆提出，对于财产权受到限制是否要进行补偿，不应依据单一的标准，而应该是各种因素的组合，其中主要是规制行为的依据、目的以及财产受到限制的程度。3.国立公园特别地域内申请新建房屋未获批准的行政补偿诉讼[26] 原告所有的土地位于国立公园的第一类特别地域内，原告想在该土地上新建房屋并向静冈县知事提出申请，未获得批准。概括而言，法律对于财产权的保障效果可分为存续保障和价值保障，财产权保障的第一层面应是存续保障，然后才是价值保障，并且存续保障不能轻易被转化为价值保障。

然而，所谓财产权的地域特性却都是基于一定的法律规范对财产权所作出的规定，缘何该财产尤其是土地应当被设定为具备此种特性并继而影响补偿与否结论的作出，上述论述却未能明确。[25]参见东京地方法院1986年3月17日，《行政事件裁判例集》37卷3号，第294页。该书共收录193个国家的宪法中译本，分为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大洋洲四卷。

{3}孙谦、韩大元主编：《世界各国宪法》，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35]将私有财产保护条款设置于总纲之中，亦非孤例。[13]参见张千帆：《宪法、法治与经济发展：一个初步的理论框架》，《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88页。[31]故此，各国宪法很少规定经济制度这类看法恐怕失之武断。

童之伟：《修改宪法总纲中经济条款的设想》，《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3期，第3-4页。进入专题： 经济制度规定 。

[9]姜仿其：《中国特色修宪的政治性特征及其缺陷》，《中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14页。各指标未完全达到但接近标准的，称为法治比较发达国家，包括波兰、新加坡、加纳、塞内加尔、希腊、斯洛文尼亚、南非、牙买加、巴西、秘鲁。小块农业财产被定义为每人的浇灌用地或湿地不超过100公顷，或同等的其他形式的土地。张宇：《中国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红旗文稿》2014年第2期，第4-5页。

[15]参见喻中：《修宪的中国语境——关于四个宪法修正案的实证研究》，《理论与改革》2010年第4期，第123页以下。[59]抽象地追求所谓中立，实与现代宪法的潮流相悖。张千帆：《论宪法的选择适用》，《中外法学》2012年第5期，第902-904页。参见注[26]，美洲大洋洲卷，第631页。

我们自当根据本学科的知识和理论提出专业见解，却不应也无法期待宪法从结构到内容都符合口味（何况，法学界内部的口味亦不尽相同），并且不容外人置喙（当然，也不应不适宜地代表其他各界发表意见）。一切改革的目的，都应当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国家建设。

[46] 无论早前还是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之时，邓小平都一直强调，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阶段。张震：《八二宪法的人权逻辑——以三十年社会变迁为背景》，《北方法学》2012年第6期，第34-35页。

[2]因此，经济制度规定应为宪法不可或缺的内容，并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59]至于这些内容与宪政、自由等理念之间的矛盾，也非必然：论者常称，经济制度规定的存在，反映我国宪法担负着经济发展、民族振兴的富强使命，这成为一种宪法之累。[12]不过，论者早前称，老化的宪法经济制度规定会阻碍改革步伐，随后更指出，我国宪法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每次重大改革都需要获得宪法授权，以致改革步伐受到阻碍。[54] 需要看到，宪法从来就绝不仅仅是（宪）法学人的宪法：一方面，法学人在宪法设计中发挥的作用未必是决定性的，宪法更非主要为法学人设计。参见黄丼：《宪法经济制度条款的法律适用——从德国经济宪法之争谈起》，《中外法学》2009年第4期，第569页以下。[20]常安：《改革、修宪与宪法理论论争》，《法律科学》2012年第6期，第页。

[52]参见注[51]，第97页以下。[64]由此，面对我国宪法的经济制度规定，不能只见市场经济而不见社会主义，抽象、不自信地称其意识形态的色彩较浓，以致脱离既有的制度框架去追求中立和平等，也不能将现代化简单理解为西方化甚至美国化或德国化，却忽略世界上其他众多国家关于宪法经济制度规定的探索。

面对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那种轰轰烈烈的改革实践以及随后的几次修宪，确实有理由批评经济制度规定变动频繁并主张删减，然而，在当前形势下，依旧坚持这种观点，高估未来修宪的范围、频率，恐非合宜。黄国桥：《略论我国现行〈宪法〉中过时的条款》，《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8年第6期，第6-7页。

[60]或称，虽然过去百余年、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富强理念在凝聚人心、发展经济等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未来必将被自由理念所取代。参见张千帆：《宪法不应该规定什么》，《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30页。

诚然，宪法以限制权力和保障权利为宗旨，但这并不意味着宪政理念只能体现在有关个人基本权利、公共权力结构及宪法实施保障的规定之中，[57]其他类型的宪法规定不仅是多余的，还会沦为空头许诺、自我祝贺与意识形态教条。胡锦光主编：《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5-36页。[58]从马列主义等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到相关经济制度，都是《宪法》的一部分，均须给予应有的尊重。[29]菲律宾《宪法》仅第12条国民经济和国家资源就含有22款，详细规定分配、土地、自然资源、公用事业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

刘政：《宪法修正案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人大工作通讯》1999年第9期，第18-19页。而后来，学者论及德国上世纪50年代的经济宪法之争时也指出，德、中两国情况存在差异，故并未主张对于中国宪法的经济制度规定的解释亦应奉行中立原则，其结论主要是比较法和个案分析的方法论启示。

针对此种看法，笔者将现行宪法中部分（较被否定或存在较大争议的）经济制度条款[25]分为四类：一是有关经济体制的规定（对应第15条），二是有关公有财产及与之相联系的所有制的规定（对应第6、第7、第12条），三是有关土地、自然资源制度的规定（对应第9、第10条），四是有关外资经济的规定（对应第18条）。因此，像我国这样在宪法中设置经济制度规定，并不特殊、更非特例。

由此，过去的宪法变动固然频繁，但它与改革的关系实非亦步亦趋：变动频繁是经济制度规定较宪法其他部分而言的，是相对的。摘要:  我国宪法的经济制度规定，经常被批评变动过于频繁、内容相当特殊和欠缺规范性。

若能认真研究（或者说重新讨论[62]）如何将经济制度规定与保障人权、改善民生这些要求联结起来，从而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相关宪法规定，那么，所谓矛盾（尤其是富强与自由的矛盾）将有望消弭，而且呈现出并进关系——富强尽管不直接构成自由的目标，但前者的光芒并不必然随着后者渐露神采而趋于黯淡。像他这样的资产阶级法学者，是认为只要能够指出宪法的形式方面，并努力证明宪法似乎是既保护国家的利益也保护所有抽象化了的个人的利益的一种法律就够了的。但全球半数以上国家的宪法规定了经济制度，而且，我国宪法的此类规定，或是在比较法意义上远非特例，或是体现着社会主义性质，或是具有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其内部并非充斥政策性条款，过往也不能笼统地说变动过于频繁。作为对中共十五大论断的反映，其区分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意指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当以公有制为基础、按劳分配为原则，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则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63]当然，笔者并未排除少量删减宪法经济制度规定的可能性，更未排斥对其适当地增修。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16]《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王培英编：《中国宪法文献通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99页。[50]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664页、第1678页。

而且，这种变动与改革的对应关系也是相对的，不是所有改革都会引致修宪，改革更不是立即、直接、完全地反映到宪法之中。[11]王磊：《宪法如何面对未来？——修宪与宪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中外法学》2005年第1期，第122页。